“民主国情论者”应当缓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民主国情论者”应当缓行(2009-04-24 09:12:45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标签：杂谈   分类：用文学品味法律

    那天，我去首都大酒店一楼吃早餐，在电梯里见到一个老外。至电梯门打开时，我主动侧过身，让老外先出电梯。那老外冲我笑笑，说了声“谢谢！”
    我惊异地问：“你会说汉语？”
    他点点头：“yes。”
    “那你就跟我说汉语吧”，我说：“我有个问题想问您！”
    我一直想有机会找一个“老外”交流一下，可总苦于自己不懂英语，不敢造次，现在总算遇到一个“知音”。
    “您说”，他放慢脚步，回头等着我。
    我问：“你是美国人吗？”
    看到他点点头，我又问：“中国人到美国后会不会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，比如社会环境、民主制度。还有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不是很好？”
    那位美国人笑道：“你们中国人很喜欢美国，在那里生活很好，我们很欢迎中国人，中国人很聪明”。
    因为要去吃早餐，我也不想耽搁人家的时间，否则会很不礼貌的。所以就赶紧向他致谢，与之告别。
    看到这位美国人后，我想到一位教授讲过的一个故事：他有一位美国同行，其工作精神令人敬佩，但他也有一个对他来说是不良的嗜好：每次来中国，总要想办法去软件市场去购买盗版软件。我们能理解这位美国教授的嗜好，那些刚出来的美国软件，在美国贵到连教授都忘而却步的地步。
    但我们也不能不想到，在美国制度环境下，他敢这么干吗？看来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，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一旦脱离了本土制度的约束，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，甚至放纵直至作恶。
    这位教授还说到另一件事，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，跟大陆人一样，见排队就插队。而到了香港一端入境，仅百步之外，人性突然大变，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。
    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？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，一旦脱离了制度的约束，都是近朱者赤、所墨者黑。在纳粹的法西斯制度下，连一个曾经善良的艺术家都可以残忍到将一个小女孩活埋，在我国“文革”时期，十几岁的初中女生都敢用“黑红”棍抠打六十多岁的老人，这都是不良制度下的群体作恶。李慎之先生说得好：“制度决定民族性”。当我们的公民们变得越来越不讲诚信，越来越不相信政府的时候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我们的制度吗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，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”。
    同样是中国人，在大陆或香港表现得就不一样，同样是外国人，在大陆和香港表现得也不一样。这决不是人种问题，也不是国情问题，而是制度问题。如果非得与“国情”联系上，也只能说“制度”之国情，而绝非国民素质之国情，因为“制度决定民族性”。有一位朋友的博客中有这样的标题：“制度坏是一切坏的渊源，”坏的制度如果不改，就只能让国民的素质越来越差。
    既然我们都希望提高“全民素质”，还想不断地进行“素质教育”，那你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，因为好的制度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必要条件。没有好的制度，“素质教育”就是一句空话。
    不是中国人不适应“西方的民主”，而是我们的制度不适应“西方的民主”。因此，“民主国情论者”应当缓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