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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一回尝到挨批和挨饿的滋味
2008-10-14 22:54:42 来源:陈宗荣
1958年夏末秋初,我升初中一年级,正赶上热火朝天的年月。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,尤其是“全民炼钢”和“放卫星”给我印象深刻。
印象之一:全民炼钢。学校操场土高炉林立。白天,学生们不是上山打柴,就是挨家挨户收集铁锅。当时正在大办公共食堂,学生们闯到老百姓家中,把铁锅提到大门口往街上一扔,砸成碎片带走,锅主人也是不敢违抗的。晚上的景象颇为壮观,操场上火光熊熊,人声沸沸。不久炼出的“钢团”——一种周身贴满铁锅碎片的黑疙瘩,也真的堆了几个小房间,只是从来不见派上什么用场。
文革以后,我从一篇文章里得知,当时连孙夫人宋庆龄都叫她的卫士们在住所旁建一座土高炉,更何况芸芸众生。为了毛泽东的1070万吨,全国人民走火入魔,所浪费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不计其数!
印象之二:放卫星。每天都有报不完的喜,广播和报纸大放卫星,今天刚登××县××公社粮食亩产超万斤,明天这个纪录又被打破,甚至连亩产13万斤的卫星都敢放。 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号:“人有多大的胆, 地有多大的产!”
六十年代末,我到农村插队,听到村干部说起1958年放卫星的故事:公社干部命令社员将山垅田的已经抽穗的稻子,全都拔到洋面田里密密地排起来,以创造高产田、卫星田,结果稻杆因不通风全部烂在田里,颗粒无收。真难想象,象这样的蠢事是怎么风靡全国的!
1959年反右倾,中央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,基层到处都在拔白旗。据说,反右倾主要是整党内的,所以,我小学时的陈姓党员校长,正好够条件,被定为右倾分子,不得不在全市千人大会上作检查,受批判。两年前反别人的右,两年后却被别人反右,如此循环,难怪人人都得恐右症,谈右色变!
学生中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搞什么反右倾,但却搞了一个“安全运动”。运动领导小组的老师和学生,都是清一色的好成份。不知什么缘故,我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学被定为运动的重点:写交代材料、被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提审,甚至还被姓王(黄?)的公安人员讯问过一次。在写有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的大标语前做检查,内容无非是对“三面红旗有什么不满?”“对党的教育方针有什么不满?”一个十二岁半的初二学生,能不满出什么水平来,是可以想象的。后来还办了一个“安全运动成果展”,我这个被批判的对象是没有资格参观的,自己是否上展览始终不敢问。这是我第一次挨批斗,它象烙铁一样,在我少年的心灵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痕。
提起1960年,人人都会想起全国性的大饥荒。城市居民除了每月二十四斤的口粮和一、二两的口油,再也没有其他的主副食品。商店、饭店无食物可售。人们整天被饥饿的感觉攫住心头……,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填饱肚肠。当时,所有的学生都要在学生食堂吃饭,有两件事我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:
与学生食堂相邻的教工食堂,有时有卖一种用“山猪肝”(一种厥类植物的块根,含有淀粉)做的糕,用园形的蒸笼蒸好后切成若干小块,只对教师供应。我的班主任(就是在安全运动中把我整得够呛的数学老师)发挥他数学思维方面的优势,每次总是在售糕的窗口前第一个排队,并伸出张开的手指作按定状,大声嚷道:“我要四个角的!”(四个角的糕,在形状上给人体积较大的感觉),不记得是哪位同学把我们班主任的买糕状在班上模仿得维妙维肖,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还有一次,是食堂管理员不小心打翻了米缸上的一罐煤油,害得我们吃了好几天被污染的大米。饭里有煤油味是难以下咽的,但是不吃就得完全饿肚子,不知是谁想出了用酱油调饭的办法来:把饭调得黑黑的,用酱油味把煤油味压下去,总算能够勉强咽下肚去。
城里的情形算可以,毕竟还有那么一点定量,可农村却十分悲惨,村村都有饿死人的,尤其先饿死的,都是平素饭量大、体力好的壮汉。
“一打三反”时,队里的工作组曾经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知青们开“忆苦思甜”会。一位贫农老大娘被请到台上,她完全按时间顺序诉苦。先讲旧社会闹土匪、抓壮丁:×××的新娘子还在花轿上就被土匪抢去;×××的兄弟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,至今也没有回来;之后,她一下子讲到1960年水肿病,×××一头裁在水沟里,饿死了。弄得工作组干部措手不及,连拉带哄,“你讲完了,讲完了,换一个,换一个”,把老太婆牵下台来。
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,究竟饿死多少人,恐怕已无法查考。当时的官方媒体把它归罪于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,归罪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,文革之后,才敢提起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。我觉得那场灾难的成因和后果,至今还没有讲清楚。
1961年夏天,我初中毕业,各科成绩都很好,尤其是语、数两科,甚至还有一篇作文上了《福建省中学生作文选》,但是我却成了为数不多的落第生之一,是否是政审无法通过,不得而知。见到同学们收到升高中的录取通知书,我暗自神伤:不幸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早就选中我?
1996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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