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暂的教师生涯

     1965年8月，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耕读中学当教师。学校离公社所在地十二华里。当一位公社干部领着我察看校址时，我惊喜地发现在一片枫树林里，隐藏着大小十几座半荒芜的楼房，那是1958年建林业城时仓促修建的。后来林业城下马了，这些楼房还没有住上人就被遗弃。土木结构的房子已倒塌了大半，只有砖木结构的还算完好。虽然没水、没电，但我从心里就喜欢这片枫树林，喜欢这片房舍。我在给友人的信中，亲切地称之为“伯爵的废墟”。
　　学生是二十多位十二岁至十八岁的农村孩子，（此时我也正好十八岁）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。课程除了语文、数学，还有作物裁培。当时半耕半读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全国推广，顾名思义，孩子们得半天劳动、半天学习，为此，所在地的大队为我们划出一片农地。但是，劳动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学习耕作技术，而是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，因为除了两位教师的一点点工资由教育部门拨补外，其他的经费：从学生的学杂费、课本费至伙食费全都要自筹。
　　通过测试，我们把二十多位学生分成两个班：预班和初一，并编写了一套预班的课本。这样一来，教学的效果明显地提高了，但我们却为此付出了双倍的劳动。上午的课程排得满满的，下午还要带队劳动，对于城里长大的我们，劳动也是够辛苦的。晚上，我常常伏案在煤油灯下直至深夜：备课、写教师日记、给友人写信……。此外，当好二十多人的家，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幸好，我十分年青，精力充沛。
　　一年的教师生活，一扫我落第之后的愁云。在精神方面，我从来也没有象这段时期那样轻松过。我想起了马卡连柯，我想用辛勤的劳动来写我的《教育诗篇》。
　　1966年夏天，学校改为市属，并扩招了一百名学生。正当我踌躇满志，为学校的发展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时，文革的飓风终于刮到这所位于山沟沟里的乡村耕读中学。
　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，学校领导（由市林业局局长兼任）为了控制住局势，让我们三位青年教师带队外出串连。我带着一个班的学生，在我的母校住了一宿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从教室的窗子往里瞧：一位红卫兵站在课桌上大声地训斥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们。我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他们的头发被剪成怪模怪样的（“阴阳头”是文革的一大发明），在报号时自己喊着自己的名字：“打倒牛鬼蛇神×××！”，我的心阵阵痉孪。我要回我的“窠”去，只有山沟沟里的那片枫树林才能给我平静与安宁！
　　大串连热闹了一阵之后，学生们又遵照最高指示，杀回学校“斗、批、改”。我们的兼职校长此时已自身难保，受到林业局造反派和学校红卫兵的联合批判。造反派和红卫兵勒令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，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，他都恭恭敬敬地照办了。念语录和呼口号的声音响彻会场内外，打破了山沟沟往日的宁静。
　　随着冬天的到来，学生们差不多都走散了。我受不了外边的气氛，始终都躲避在乡间，在那片枫树林里，在“伯爵的废墟”上，但是，我的教师的生涯从停课闹革命的那天起就算终结了。
　　1967年至1968年间，我的心灵经历着生活湍流的冲击。一方面，我厌倦外面世界的喧嚣，对于不断传来的坏消息，心中踊起阵阵悲哀，另一方面，我身边的田园诗般的宁静和对于友谊、爱情的追寻象汩汩清泉一般，抚慰着我枯焦的心田，于是有了灵感，于是缪斯成了我心灵的常客。我常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。《当凛冽的寒风……》一诗，就真实地叙述了我这个时期的生活和心情：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当凛冽的寒风闯进了凄清的林子，
　　　　当孤寂统治了整个的田园和山岗，
　　　　当月亮隐没在死一般的灰云里，
　　　　当最后的一个窗子熄灭了微弱的烛光，
　　　　朋友，请不要诅咒命运，
　　　　还有那将你抛在田园僻野的上苍！
　　　　你是幸福的宠儿，
　　　　老天使你避开了虚荣和喧嚣的困扰，
　　　　将你的日子分给了劳作、悠闲，
　　　　还有那真实的友谊与希望的梦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67.7.29

     1967年我写了二十七首小诗，1968年我写了十五首小诗，后来，我把它们都收在唯一的一本诗集里。我把这本诗集取名为《兰色的火焰》，因为，兰色的火焰里闪烁着我最初的欢乐、悲哀、热爱、憎恨与愤怒，它充满了灵性，我珍爱它。至今，我仍沉迷于青年时代的那种情感，它常常在夜深人寂时复活，并把我带回二十多年前的往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96年6月